1962年9月，一則消息震驚國際。

　　一架U-2高空偵察機被我空軍擊落，打破了此型高空偵察機“不可能被擊落”的神話。此后5年間，我因敵施策，又陸續擊落4架U-2飛機，成為世界上擊落U-2飛機最多的國家，也讓敵方不敢再輕易侵入我國領空。

　　對于當時的新中國來說，想在條件落后的情況下用自己的防空利器捍衛祖國領空，是難事兒，但想鑄造堅不可摧的護國安民之盾，只能決命爭首，艱苦攻關。

加大力氣自行仿制地空導彈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一處飛機殘骸前常常有不少人駐足，它就是U-2飛機，60多年前由中國人民空軍地空導彈部隊擊落。

　　在上世紀60年代，U-2飛機是最先進的偵察機，被稱為“黑寡婦”“蛟龍夫人”，由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研制，裝備有當時最先進的電子偵察設備，其航空照相設備開機時，垂直攝影每張照片大約能覆蓋150平方千米的區域，傾斜攝影每張照片可覆蓋約400平方千米的區域。

　　1949年11月，在美國的提議下，巴黎統籌委員會秘密成立，委員會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貿易封鎖和出口管制，一定程度上阻礙和限制了我國科研之路的發展。在中國和蘇聯進入“蜜月期”后，1957年10月15日，中蘇兩國在莫斯科簽署了《國防新技術協定》，蘇方將提供給中國包括地空導彈在內的4種型號導彈。

　　1958年11月23日，夜色籠罩著滿洲里火車站。一列火車駛進車站，車上裝的是從蘇聯運來的薩姆-2（C-75）地空導彈，這是蘇聯提供給中國仿制的型號之一。1957年，薩姆-2在蘇聯定型，是當時世界上性能先進的防空武器系統之一，也是U-2飛機的“致命天敵”。

　　就這樣，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地空導彈研制工作艱難起步。

　　為了獲取我國尖端武器的研制進展，從1959年開始，U-2飛機多次進入我國領空進行偵察。1960年，我國開始著手建立核工業基地、核試驗基地和導彈發射基地，美國派出各種低空偵察機侵入我國領空，大多數被空軍擊毀，因此，U-2飛機前來偵察的次數越來越多。

　　從1962年1月起，U-2飛機頻繁進入大陸，在半年時間里，U-2飛機對大陸的偵察飛行達11架次之多。

　　面對U-2飛機的挑釁，高射炮和殲擊機都無能為力，中央軍委及空軍領導十分焦急，能對付U-2飛機的只有從蘇聯引進的薩姆-2，但數量畢竟很有限。

　　面對剛剛建立起來的國防工業基礎，黨中央發出了“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號召，要求用自己的力量發展中國的國防事業。主管國防科研工作的聶榮臻元帥決定，在引進蘇聯薩姆-2的基礎上，一方面裝備部隊，另一方面仿制生產，研制中國第一代中高空地空導彈。

　　“543”成為薩姆-2的仿制代號。

　　“‘543’運到中國后，中央決定拿出一套用于科研、一套用于靶場試驗、其余幾套作戰使用。”航天二院二部老專家計世藩參與了“543”的仿制和改進工作，他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導彈專業的第一批學生。

　　1959年，“543”相關資料陸續到達。1960年上半年，蘇聯專家也先后到齊，資料翻譯工作全面展開。國防部五院的技術人員有的翻譯資料、消化吸收資料內容，有的深入工廠參觀實踐。

　　為加強“543”仿制工作，1960年5月，國防部五院下發文件，任命二分院副院長錢文極為“543”總設計師，徐馨伯為“543”副總設計師，陳懷瑾為“543”彈體主任設計師。

　　1960年7月，正當仿制工作剛剛全面展開時，蘇聯突然撕毀協議，撤走專家，停止了技術援助，甚至帶走了重要技術圖紙，一時間，各項工作陷入了缺人才、缺技術、缺器材、缺經驗的困境。“543”仿制工作被迫處于半停滯狀態。

　　“要發揮中國專家的積極性，依靠自己的技術力量，把‘543’仿制出來。”面對困境，聶榮臻指出。二分院科研人員化憤怒為力量，加大力氣自行仿制地空導彈。

　　到1961年9月，二分院已經集中了一支包括錢文極、蔡金濤、吳朔平、黃緯祿、梁思禮、張履謙、陳懷瑾等專家在內的科技專家隊伍，他們成為地空導彈戰線上重要的科研力量。

　　第二年，中央決定恢復“543”導彈的仿制工作，要求集中力量抓好這項工作，并對“543”仿制工作提出明確的要求：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技術力量，仿出“543”、吃透“543”、改進“543”。

　　1964年，“543”正式定名為“紅旗一號”，成為我國仿制的第一個地空導彈型號。1964年12月，“紅旗一號”完成了在工廠按圖仿制的階段，轉入批生產，仿制工作基本完成。

　　“543”仿制成功，使我國逐漸掌握了地空導彈的制造技術，培養出專業的隊伍和人才，有了一條完整的地空導彈生產線，形成了輻射多地區的全套生產協作網，在仿制生產的同時，也為今后開展自主研制打下了基礎。

　　“我們要解決問題，就要自己研制出這些器件。雖然沒有蘇聯專家在，但是當時我們青年都非常刻苦，努力把問題想透，做好反設計工作。”雷達與電子技術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履謙回憶。

在偵察與反偵察戰役中獲勝

　　由于飛得高、續航時間長，還具有很強的電子對抗能力，U-2飛機號稱“不可能被擊落”，在2萬多米的高空“暢行無阻”。

　　“當時咱們沒有能夠打到這么高的裝備，U-2飛機在高空中‘肆無忌憚’。”張履謙介紹，“為了對抗U-2飛機，紅旗地空導彈的研制也有很高要求，要能看得遠、靈敏度高，還要具備更強的抗干擾能力。”

　　1962年9月9日，我國第一次擊落了U-2飛機。當日，一架U-2飛機離開桃園機場，經福州、南平，沿鷹廈鐵路上空北進。待敵機返航時，空軍地空導彈部隊出其不意，一舉擊落了U-2飛機。

　　之后，美國在飛機上安裝了電子偵察接收報警系統。從1963年1月至9月，U-2飛機又先后17次深入內地偵察，“543”導彈多次發射未能命中，敵方飛機總是能轉變航向，擺脫導彈襲擊。

　　面對狡猾的敵人，負責雷達工作的張履謙等人提出了解決方案：即“近打、快打”方案，也就是“543”導彈的制導雷達先不開機，借用高射炮瞄準雷達或其他雷達作遠程追蹤，待敵機飛近時再開啟制導雷達迅速發射導彈，這樣即使U-2飛機改變航向它也來不及逃走。

　　1963年11月，我國第二次打下了U-2飛機。當U-2飛機離“543”陣地只有35千米時，我方快速啟動制導雷達，8秒內3發導彈連射，擊中目標。采用“近打、快打”戰術，獲得了完全成功。　　

　　之后，敵方又安裝了更加先進的電子偵察接收報警系統，它能更加準確地識別“543”制導雷達。我軍繼續苦練本領，進一步壓縮“543”制導雷達開機時間。

　　1964年7月7日，U-2飛機再次入侵，在目標距離32千米時，我方啟動制導雷達，3秒內3發導彈連射，第三次擊落了U-2飛機。

　　3個多月后，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對此，在2個月時間里，美國和臺灣當局先后11次出動U-2飛機進入大陸偵察。

　　1964年11月26日，一架U-2飛機進入大陸，地面的制導雷達準確地抓住了目標，連射3發導彈，但敵人的飛機卻安然無恙。在進行專題研究時，張履謙斷定U-2飛機上安裝了一種欺騙式引偏干擾系統，并提出了最有效和最簡便的抗干擾對策，即只要將我方制導雷達的發射信號改為照射雷達連續發射信號，敵方的引偏干擾系統就會失靈。

　　1965年1月10日，一架安裝了欺騙式引偏干擾系統的U-2飛機入侵，采取照射雷抗干擾對策后，我方3發導彈連發，又將其擊落。這是我國第四次擊落美國U-2飛機，也是第一次在夜間擊落敵機，更是采用仿制的紅旗一號導彈擊落的第一架U-2飛機。

　　這也是5次擊落U-2飛機中令張履謙印象最深的一次，“在第四次任務中，我參與制定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應對方案，很高興，我猜透了敵人的思路，在敵我斗爭中，雙方在斗技術、斗智力、斗智慧。”

　　為了盡可能擺脫對蘇聯技術的依賴，1964年1月，國防部五院下達了在“543”導彈仿制成功的基礎上，研制“紅旗一號”改進型導彈的任務。任務的技術指標主要是擴大作戰空域，提高命中精度和抗干擾性能。1965年4月19日，中央軍委將“紅旗一號”改進型導彈命名為“紅旗二號”，成為我國首型自主研制的地空導彈。

　　在設計人員和工藝人員密切配合下，“紅旗二號”自主研制進展迅速。1967年7月，“紅旗二號”研究設計定型，批量裝備部隊。雖然在外形上看，“紅旗二號”與“紅旗一號”基本一致，但在性能上實則有了很大提高。

　　1967年9月，我國用“紅旗二號”擊落第五架U-2飛機，這次任務正式開啟了“紅旗二號”保衛中國領空的序幕。“之后，U-2飛機再也不敢侵犯中國領空。”張履謙說。“紅旗二號”為國家服役長達50多年，一直是捍衛祖國領空的防空利器。

　　“如果把打U-2飛機這場作戰看作是偵察與反偵察的戰役，那么戰役的最后勝利是屬于我們的！”計世藩慷慨地說。

　　“我們是從報紙上看到的打下U-2飛機的消息。等到U-2飛機不敢再來侵犯中國，我們才真正感到特別高興、特別舒心。”計世藩講述，這場戰役還創造了兩個“世界第一”，一是中國成為打掉U-2飛機最多的國家，另一個是這場戰役被稱為“世界航空史上最早的一場電子戰”。

　　以“紅旗二號”為基礎，我國之后又研制出“紅旗二號甲”和“紅旗二號乙”。紅旗二號系列地空導彈定型后大量裝備部隊，多次參加國慶閱兵式等。

“這是一項很了不起的工程”

　　從“紅旗一號”仿制生產，到“紅旗二號”改進設計，中國地空導彈經歷“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創業時期。這對于我國培養第一代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隊伍起到了關鍵奠基作用。他們吃苦耐勞，為我國導彈事業的起步、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在當時，新中國培養的大學生大體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留蘇回國的，大部分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這些年輕人為了盡快改變我國國防尖端事業的落后狀態，勤奮好學，能吃苦、肯鉆研，很快成為科研生產的有生力量。

　　作為中國第一代地空導彈的總設計師，錢文極曾欣慰地感嘆：“從1959年到1965年這六七年時間內，從完全不懂導彈技術為何物的青年學生，達到能掌握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地空導彈設計技術，而且形成了幾千人的完整的設計隊伍，這是一項很了不起的工程！”

　　“不弄明白，怎么完成任務，怎么更早地研制出我們自己的導彈？”后來任“紅旗二號”總設計師的陳懷瑾總是這樣說，他專業學的是無線電，與導彈專業并不完全對口。但他謙遜好學，帶領團隊邁出我國自主研制防空導彈的關鍵一步。

　　這樣在工作中邊干邊學，是當時的常態。

　　1958年3月，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新增導彈專業，計世藩從航空系雷達、通信與導航專業三年級轉入導彈專業。

　　“當時，我們的專業課就是全面系統學習‘543’導彈系統，根據‘543’的具體情況，老師列出上百個制導雷達站的反設計題目，作為畢業設計的題目。”對計世藩來說，剛接觸反設計的時候感到困難多、壓力大，而反設計題目與自己所學專業并不相同，他還曾找過老師要求更換題目。

　　“老師回復我‘題目不能換，這是原則。你現在馬上就要畢業工作了，工作中遇到的問題需要你解決，你必須去面對它、解決它’。老師的話打動了我的心，也大大提高了我對畢業論文的認識。”計世藩回憶。畢業后，他加入二分院，正式開始一生的導彈設計工作。

　　“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一個蓬勃發展、積極向上、日新月異的時代。能在這樣的時代里參與航天事業發展的早期工作，成為拓荒者的一員，感覺很值得，很高興。”計世藩說。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軍加起來總共只有幾十部雷達，懂雷達搞雷達的人也是少而又少。在清華大學時，張履謙所學是電機工程專業，畢業后被分配到軍委通信部工程師室搞雷達工作，雖有些基礎，但畢竟雷達是當時的高新技術，與所學課程相差甚遠。　

　　“除了技術困難，第二就是人才方面的困難，當時一無器材，二無人才。”轉入二分院后，張履謙所在的研究室大概有40人，除少數幾個人外，全是新同志，大學生、中技生，以及大學沒有畢業就被“拔青苗”的學生。這些學生大多沒有做過設計工作，工作經歷最豐富的張履謙工齡其實也不到10年。

　　為了攻克雷達技術難關，張履謙曾花12年時間，“啃”完了28本、堆起來約有1米高的美國英文原版《雷達叢書》，這個時間也是他精打細算擠出來的。“當時沒有禮拜六，我每個禮拜天看4個小時，一個小時看多少頁，再加上所有節假日，算著可以用12年讀完。”張履謙說，“書中有很多經典原理，我可以用到仿制‘543’的工作中，這樣不僅能夠堅持，還能夠深入，后來還能指出來書里有哪些錯誤。”

　　為什么年紀輕輕就可以挑起雷達研制工作的大梁，面對這樣的疑問，張履謙回答：“那時候毛主席接見我們，他說‘湖南人是不信邪的’。在工作的時候，我也確實沒有感覺過哪個東西不能克服的，與天奮斗、與地奮斗，人生總是要不斷奮斗。什么事情都是干出來的。”

　　當時，聶榮臻對從事國防科研工作的同志，提出了要發揚嚴格、嚴肅、嚴密的“三嚴作風”的指示，張履謙認真地在工作中予以貫徹。

　　1964年2月6日，聶榮臻給張愛萍、錢學森等去信，對張履謙的先進事跡作了批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根據批示，將張履謙樹立為全院學習的標兵。當時還印發了《向張履謙同志學習》的小冊子，向國防科技界宣傳介紹了張履謙的先進事跡。

　　張履謙常常被稱為我國電子對抗工作的主要開創者或奠基人，而他則謙虛地表示：

　　“我個人的貢獻，就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個人沒什么了不起的。我只起到一枚螺絲釘的作用。”（文/顧航瑜）